在热作人心中，你是我国热作科教事业的奠基人；

在老同事追忆的泪水中，你是雅拉河畔披着荆棘的拓荒者；

当宝岛新村与你的名字叠加，那是热作人永恒的精神家园。你，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领路人。

　　—————题记

2021年7月3日，何康院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老同志们依旧固执地沿用“院长”称呼，念叨着他在宝岛新村的往事，抚摸着与他在一起时的点滴记忆。

日前，品资所邀请张仲伟、马锦英、邓穗生、何华玄四位老同志座谈，一起回顾老院长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

张仲伟：“他陪副总理参观时，远远地喊我的名字”

我今年82岁，副研究员，一辈子在院里从事种质资源工作。

1965年夏天，我从北京农业大学（现中国农业大学）毕业，我学的专业是遗传育种。当时，我已经被分配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遗传所工作，人还没报到，只是档案过去了。

就在这个当口，何康院长把我与另一位同学挖到海南了。

后来听说，何康院长找到国家领导人，通过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，再找到学校校长，这才成功地把我们挖了过来。

后来，我们到农垦部报到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“你们的工作地点在海南，准备去海南岛吧。”

那一年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共十几个人到“热作两院”报到。何康院长专门与大家座谈。他坐在我们身边，一一询问大家的学习与家庭情况。“哪个学校毕业的”“专业课学了些什么？”大家一五一十回答，何康院长认真地听。

轮到我时，他详细问了我大学四年的学习内容，对我讲起挖我来的经过与目的，“要你们来，就是想开办遗传细胞学科。”

“我们学的也不多。”

“你们总之是学了，好好努力，把学科支撑起来。学科一开办起来，就会把你们调到学院来。”

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坚定地听从党的召唤，党让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从没计较过个人得失。我与同学从未因离开首都到海南最基层的一个村庄里工作而犹豫过、退缩过。

当年，我的大学同学们很多都前往边疆工作，我的老师带了我的四位同学，一起到西藏组建农科院。

报到之后，我安心在院里开始搞育种工作，等待着学科筹建的通知。然而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学科没有筹建起来，我也就顺理成章地一直从事育种工作。

我第二次与何康院长见面时，已是多年后了。有一次，他陪一位副总理在植物园参观时，远远地看到了我，他冲我招手，“张仲伟，你过来。”

我走上前，他向副总理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的张主管，植物园种质资源由他保存。”我简单介绍了下当时的资源情况，为了不打扰他们就很快离开了。

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，与忙碌的何康院长多年不见，没想到他能把我的名字记这么牢。

第三次与他见面，他已调离“热作两院”了。1985年，他返回海南时，黄宗道院长陪着他在院里参观。下午5点多，我在院里碰到了他们。

何康院长依旧记得我的名字，与我交谈时问得最多的还是种质资源。

“院里的种质资源还有多少？”“‘文革’期间损失了有多少？”我一一回答他的问题，他叮嘱我，“千万要保存好，以后会特别重要。”

我回答道：“只要我在这里，就一定会管好。”

何康院长听我这么说，拉住我的手，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当时从北京把你调来，学科也没建起来，我很内疚，很多事情无能为力了。”

我马上劝解他：“都是历史原因，不是你的责任。”

这是我与何康院长的三次交往。我非常敬重他，他平易近人，没有官架子，事业心很强，是我国热带作物学科奠基人。

我从1972年开始搞植物园工作，一直干到1993年。这座植物园能保留下来，也是这位老院长的功劳。

马锦英、邓穗生：“何康院长全家都不搞特殊化”

我叫马锦英，今年79岁了，是高级技工，一直从事木薯杂交、育种工作。

何康院长严于律己，在困难时期，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，每月定额19斤月供大米，吃“无缝钢管”（空心菜），喝木薯汤。他说：“木薯是宝岛新村的救命粮。”带领大家大面积种植，让大家有东西填肚子。

直到调离“热作两院”，何康院长全家一直住在两居室的平房中，从没住过楼房。后勤部门也曾请他搬到楼房中，他都拒绝了，把数量不多的好房子让给年纪大的科教人员。

那时候信息闭塞，何康院长每次外出归来，都会开大会做报告。“热作两院”人特别喜欢听他做报告，大人孩子都爱听。他给我们讲国内国际形势，数字总是记得特别清楚。他通常要讲两个小时，他讲多久会场里就安静多久，大家全都鸦雀无声地听着。

在他的带领下，“热作两院”人争先恐后地努力工作。拿我们木薯来说，那时候每年都有新品种拿大奖、拿国家奖。我退休后还工作了很多年，我们搞出的大木薯，直径能达到20－30厘米，参加全国比赛，夺得第一名。

我叫邓穗生，今年68岁，是“院二代”，一直在实验室做分析工作。

迁所建院，何康院长把家搬到宝岛新村。困难时期，在我们小孩子眼中，每天看着大人挖野菜，种地瓜，种水稻，海南作物生长周期短，很多东西种下三个月后就有收获。后来，院里还养牛、养猪。生活很艰苦，但总在不停地好起来，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有奔头。

我与何康院长的小儿子打小就是同班同学，天天一起上学下学。他们的生活，与我们是一样的，一点也不特殊。我的这位同学甚至看到没同学带水、带早餐上学，他也坚决不带，就怕和大家不一样。

后来，我们一起在生产队锻炼，他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跟何康院长一样，处处以身作则。

我从小就生活在“热作两院”大院里，那里丰富的文化生活滋养着我的童年。

宝岛新村离那大还有十多公里，缺乏文化娱乐活动，何康院长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。“热作两院”有自己的放映机，能自己放电影，给职工与学生放，也给试验场与周边农村放。

后来，院里成立了乐队，每到周末有舞会与轻音乐会。每逢节假日，院里都要组织文艺晚会，大学生、中小学生、幼儿园的孩子们、机关科研人员都会上场。这样的文化熏陶，在当时海南很多城市，哪怕是海口都无法领略的，那些片段现在回想起来，是如此幸福，至今留在脑海中，无法忘却。

何华玄：“再相逢，我们深情地拥抱”

我是高级农艺师，今年73岁，从事牧草领域相关工作。

我的父亲何敬真，是位森林学家，热作所第一任所长，我是名副其实的“院二代”。1954年，我父亲从老家四川调到广州，因为党中央号召“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”，父亲很快带着我们全家搬到海南。

1958年，我上小学二年级，第一次见到何康院长。一天晚上，他来我家与我父亲长谈，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端详他，看着他，心里一直在想，“原来这就是何康院长”。那一晚，他们彻夜长谈。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他们在谈筹建热带植物园的事情，要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。

1959年的宝岛新村，生活很艰苦，很多教授自己挑水，自己找柴，粮食不够吃，肉也很少。我与何家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亲眼看着他们与我们一样干活。

1979年，我父亲出差为院里挑选椰子种植场地时出车祸受伤，落下终身疾病。后来，父亲为治病经常去北京，为了省钱，住在招待所，就在楼道里熬药。

何康院长当时已回京任职，属于高干。听到这一消息后，他专门到招待所看望我父亲。为了方便治病，1984年，他还想办法为我父亲解决了一套北京住房。父亲的病得到及时治疗，老人活了103岁。我们全家都感念何康老院长的帮助。在那个刚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年代，他为帮助我们，想必也顶着很大的压力。

2007年，何康院长回到儋州，前往牧草基地参观，那年我59岁，马上要退休了。我与他的孩子们是发小，他看着我长大，那次相见，我们忍不住深情地拥抱。他依旧记得我们兄弟的名字，记得当年在一个大院里的生活趣事。

我永远记得一个画面，1960年，周恩来总理到“热作两院”视察，我们学生们都赶去合影。我看着何康院长谈笑风生地陪着总理从我身边走过。那一瞬间，他在我们心目中无比伟岸，高山仰止，孩子们对他更加崇拜。

我们家与何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情义，我们对何康院长是晚辈对长辈的仰望。同样，在“热作两院”人心中，他就是永远的领路人。